会议 2023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北京成功举办
2023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专业委员会年会于12月23日在北京成功举办，会议主题聚焦“我国边疆省区发展‘新观察’”
12月23日，2023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专业委员会年会（以下简称“区域年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区域年会是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指导下，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域专委会”）主办，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本届区域年会的主题为“我国边疆省区发展‘新观察’”。会议分为上、下午两场，分别由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区域专委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区域规划研究所所长陈明主持。会议采取了“主旨报告+圆桌讨论”的形式。近百位嘉宾、区域专委会委员、规划同行莅临会场，一同探讨我国边疆省区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本次会议主题的重要意义。他强调，“一带一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国家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关心的话题。国家针对边疆地区的各类规划和政策文件很重要且内容翔实，对稳边固疆发挥了突出作用。学会副理事长、区域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在致辞中强调，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边疆省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系统研究边疆省区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的新范式与新路径，对于保障国家安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宋周莺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在共同理念和原则下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是用“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
十年来，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一带一路”建设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与共建国家人民“心相通”作为重要基础，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其中，政策沟通更广泛深入，设施联通初具规模，贸易畅通便捷高效，资金融通日益多元，民心相通基础稳固，新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未来，推动“一带一路”高水平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持续引领包容性全球化；二是拓展合作新领域，培育合作新增长点；三是优化我国区域开放布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加强“一带一路”相关研究，推进发展知识连通；五是强化企业风险防范，构建开放安全保障体系。
跨区域合作是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完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重要途经。西北边疆是我国“双循环”格局中的重要节点，内循环与外循环同等重要，要深化与内地省区的产业、技术合作和人口、信息交流。
目前新疆与内地省区的合作已形成了“点-扇-环”跨区域合作组织模式，但互补与阻隔并存，借助“内循环”充分挖掘区域之间的需求-供给潜力，是今后推进边疆与内地跨区域合作的核心内容。
杜宏茹认为，应逐步优化对口援疆机制、培育边疆地区学习能力，发挥自贸区载体作用，有效实现跨区域产业平台共建、市场转型和技术创新，推动边疆地区生产链升级和多层次人才流动。通过“五位一体”复合区域发展要素的同步推进措施，激活跨区域合作的整体性、稳定性与活力，形成外缘传导、内源再生的跨区域合作范式。
刘家贤简要回顾了云南对外开放的主要历程，认为随国家空间开发格局的纵深推进，云南虽然从“全国对外开放末梢”逐步向“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演进，但也面临境内与境外、安全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困境和挑战。
应该在“两个大局”的新背景下，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时代边疆省份“多元、多维”的治理体系。应加快构建大安全体系，保障和强化能源、粮食、生态、国防安全，发挥沿边村庄固边稳边职能，党政军民警协同促进沿边治理。同时，要构建大开放体系，推进国内国际联动、岸腹一体协同，形成大通道、大物流、大贸易、大产业联动发展新格局，并针对中老铁路经济走廊提出对策建议。最后，建议针对不一样国别，加强差异化的沿边政策支持，促进边疆省区高质量发展。
海南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中提出，要在实践中形成“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即一个根本遵循、三个制度基石、四个目标定位和八个稳固支撑。政策如何落地并形成合力，是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
目前，海南自贸港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一些困境，一是工业发展水平滞后，二是核心战略性产业推动作用乏力，三是产业融合程度低，四是产业集群建设速度慢。应因势利导选择产业突破口，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洋浦+东方”西部技术工业走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航空区域枢纽+商业枢纽），加快发展13个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
未来，为更好地推动海南自贸港历史性超速发展，杜娜建议：一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二是邀请国际咨询公司参与谋划，三是重视制造业在产业转型的核心地位，四是选择产业突破口，五是慢慢地增加产业空间的混合性兼容性，六是不停地改进革新规划与管理手段以适应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
赵兵提出，汉藏羌彝走廊地带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多分布、多边缘”的特点，该区域内的民族传统村落数量众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汉藏羌彝走廊地带民族传统村落保护密切相关。
传统村落的价值核心是生产生活中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汉藏羌彝走廊地带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在地性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具有独特唯一地位。目前，走廊地带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区域间较不均衡，应依托村落特色文化资源，根据村落空间格局开展集中连片式保护，推动走廊地带民族传统村落可持续性发展与永续传承。
未来，推动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平衡传统风貌维系与现代生活需求的满足；二是实现村落开发的可持续性同时保持传统村落风貌的完整性；三是利用数字化技术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四是协调村落多方面的复杂结构，五是搭建多学科的沟通与合作。
文琦首先总结了由于人才、资金和资源“单向”流出导致的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问题与机遇，他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分析了乡村空心化的空间分布与主导因素。他认为，乡村空心化是乡村发展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化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必经阶段，可以为土地规模化生产、农村社区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提供机遇。
报告通过多维贫困的测度，分析了贫困发生机理、减贫效应和扶贫困境，介绍了乡村发展时空景观格局演变过程与乡村主体分化过程，提出了未来要把视角从脱贫攻坚转向到城乡融合发展。
同时，运用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剖析了村域空间的格局演变、产业演变、文化重构等发展历史，构建了生态脆弱区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梳理了生态脆弱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协同的过程、格局与机理，并结合不同乡村特征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政策与模式。
佟宝全以牧区“人-地”系统中“生态恶化、载畜下降、收入减少、投入不足”四个现象彼此循环影响、螺旋发展的研究范式为例，提出在科学研究中的三点启示。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地理学是一个复杂系统，但相关方法论还有所欠缺，在已有研究方法应用时也存在表面化的问题，要深入探究方法内涵的逻辑基点。二是，单向论证须“更”加严谨。地理系统的研究可重复性差，多为单向论证，应严谨思考研究中的逻辑基点和逻辑链条。三是，地理学科应“向上”主动深度交叉。培养交叉学科的研究能力，促进地理学科复杂问题的研究深度。
报告提出，未来部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论更应重视归纳总结向演绎推理转型，研究结论由概率性向确定性转型，进而影响社科成果应用的明确化，避免概率性结论带来的观点争论和社会成本的内耗。
郑越基于国家安全、生态安全的战略高度，针对西藏高原生态型地区生态保护和人居品质提升，从三个方面做了探讨：
一是高原生态地区的特殊性。总结了地广人稀、生态价值高、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等特点，展示了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对冰川消融的研究观察，介绍了强边政策下边境地区的发展状况。二是保护高原的生态系统。要关注生态敏感地区，以“保护+共生+修复”的方式，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关注海拔高差变化，以“垂直地带”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聚焦动物生境范围，通过保护“食物链”突出生物多样性保护。三是高原地区人居环境的品质提升。应延续低农高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优化“农牧生活圈”设施配置模式，提升居民点的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建议在边境地区向各级行政单元投放更多的要素供给，提升稳边固边能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周伟林强调，“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和长期的战略，涉及了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国家实力的展现。应坚持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增强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规模和能力。目前看，我们全球投资和治理的经验还是较为缺乏的，“一带一路”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着新融资项目数量减少、债务国杠杆率过高等问题，需加强对我国开放历程、演变动力机制等方面的思考与研究。针对边疆地区发展，周伟林认为，我国的边疆问题涉及历史、民族、地理政治学、经济等每个方面，需要从经济学视角加强对安全、生态、文化、资源等维度的价值评估。对于海南自贸港的发展，要深刻认识悟透国家开放战略，有效应对其面临的外部风险、低起点与高目标的矛盾、人才匹配度低、制度集成创新难度大等挑战。
邓红蒂认为，我国边疆地区幅员辽阔，区域专委会及相关研究机构在“十四五”后期、“十五五”规划中加强对边疆省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边疆省区战略、规划研究应有时间次序的概念，现阶段研究应在安全、稳定、发展、繁荣这些重大主题方面聚焦。目前，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的策略与规划相关的能源网、交通网、国际通道、产业集群等正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逐步落位和实施，要考虑边疆省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历史背景和文化传承的规划协同作用。下一步，建议加强边疆区域省份边缘地区（接边地区）的协同发展研究、不一样的区域发展明显问题的针对性研究、区域政策风险评估和长期监测系统建设研究，以及不一样的区域政策的统筹协调与顶层设计研究。
沈迟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本质上是不同利益主体互通有无，通过相互之间资源、人力、资本、技术的交流获取更大的利益。国际间区域协作要优先保障国家利益，与其他几个国家建立联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其次是对中国企业也要有利。在这样的战略定位和目标之下，逐渐完备边境地区对外基础设施，逐步加强对外经贸合作，通过经济交往扩大中国的世界影响力。
区域专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城乡发展规划与管理中心主任
张磊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蓬勃发展，体现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开放成果。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逐步占据区域的主要地位，但是在发展资金、信息、技术中心地位的全世界城市发展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此外，在“一带一路”网络中，我国目前仍以产品联通为主，科研合作的数量和成果产出远远滞后于经济合作。因此，未来要继续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人文合作，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城市，特别要强化城市治理、空间规划、社会结构方面的城市案例研究，探索从物流贸易互通到人文技术交流畅通的转化路径，全方面提升我国超大特大城市的全球影响力。
学会理事、区域专委会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城乡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可持续产业园区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任
王兴平认为，面向“一带一路”下一个金色十年，既要跟遥远的非洲大陆同呼吸共命运，也要与沿边地区山水相连的睦邻友好邻邦携手共进，实现一起发展和共同安全。中国式现代化和“一带一路”过去十年的发展都证明，合作发展对于破解安全难题具有“化危为机、化害为利和化风险为安全”的独特作用，建设工业园区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实现现代化，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有效的发展路径。中国和友邻地区能够最终靠共建工业园区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促进一起发展和实现共同安全。这为中国开发区规划技术体系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学界和业界应加强对中国规划技术走出去的方式和路径研究，并加深对四周的国家和地区自身规划技术体系的认识和研究。
刘志林提出，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边疆省区如何破解过路经济和在地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值得持续思考的问题。对于边疆省区的安全和发展，就业是核心，民生问题不容忽视，同时跨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于边疆省区的稳定也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在整个国际合作、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转变及其带来的长远影响。对于未来的研究，她提出了两个方向性建议，一是应该把宏观视角的研究和微观视角的研究结合起来，做一些更加以人为本的研究；二是加强研究“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的关系。
区域专委会委员，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副总规划师、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江呼吁，边疆省区对于国家强边固边、兴边富边具备极其重大作用，但目前技术研究团队力量偏弱，国内高校团队和研究机构应多关注边疆省区的开发建设。他认为，边疆省区的开发建设首先应摸清家底，目前边疆省区很多乡镇的经济、社会、空间等基础数据严重缺失，加大了规划工作的难度。其次，从宏观到微观、从模式到招商，应建立一套成体系的指引或者规划成果，比如商务部发布的“212”体系综合发展规划，其中“2”是产业规划、空间空间专项规划，“1”是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2”是投融资计划、招商与运营计划。未来，应进一步强化规划的指引性，增加县镇层级的研究。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设计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许景权提出，边境地区常住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近年来有所下降，应充分重视边境城镇在边境地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快完善边境城镇体系，结合不同边疆区段的特点，因地制宜，差异化引导边境地区重点城镇建设，加大对边境重点城镇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促进边境地区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更好地发挥边境城镇在固边兴边富民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魏冶认为，边疆省区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键在于载体，载体的确定将直接影响边境省区城镇体系构建和服务设施投放。比如，在东北地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应明确边境村、边境镇、边境县的载体作用，保证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更重要的城镇层级。再比如，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缺少全球城市这一层级载体的困境。总而言之，在区域规划或地区安全与发展的研究中，载体问题是需要重点考虑内容之一。
张勤认为，近年边境省区的交通条件、生态环境、基础设施都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同时也面临诸困难和挑战，一是自身发展的问题，二是固边守边的责任，三是生态保护的使命。要想更好实现上述目标，边疆省区任重而道远。在推进边疆省区发展过程中，要战略性地分层次解决问题，首先是保证基本面，其次是把握战略机遇寻求更好提升。在抵边城镇和乡村的建设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均好性布局是保证基本面，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则要在更高等级城市集聚，抵边城镇和乡村的建设要与整个区域的城镇体系和乡村体系有机融合。此外，要注重市场在边疆省区发展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将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向外推广，加强边疆省区与其他地区的要素双向流动。最后建议边疆省区把握好发展阶段特征，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大处着眼 、细处落手”，做好负责任的规划。
区域专委会委员，辽宁省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邢铭指出，边疆省区发展受到多重要素叠加影响，包括外交关系、经贸关系、“一带一路”框架中的职能定位，以及国家边疆省区发展政策等，应注重加强多学科交流融合，吸纳外经贸、商务等方面专家共同参与边疆省区发展研究。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沿边区域，工业基础雄厚，城镇化水平较高，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稳定发展。辽宁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重要讲话精神，实施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提出打造新时代“六地”目标，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建设“东北亚开放合作枢纽地”。为强化“五大安全”战略支撑、加强产业协同和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高质量实施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建议推动哈长沈大城市群规划建设。
袁奇峰认为，乡村规划一定要看到乡村建设，无论是保护还是发展，乡村建设都很重要。要积极推动乡村基层自治，充分发挥居民主观能动性，这是规划工作者应该坚守和努力的方向。而空心村的出现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乡村的收缩和城市的扩展是必然的，应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推动乡村布点的优化和调整。对于边疆省区的发展，我们要心怀自信，形成生命共同体意识。发展才是安全的前提，只有发展才会和谐，只有共同利益才会和谐。
区域专委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刘云中提出，经济、社会、生态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中经济产业发展是基础和根本。开放合作是大的趋势，要在开放的环境下来讨论安全和竞争力的问题。需更多关注和研究“互联网+”技术进步在生产要素组合、功能发挥以及新的空间格局构建中发挥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应重新审视东北地区的发展，无论是从国家决心亦或东北亚局势来看，东北地区正在迎来一些积极的变化。未来，应逐步加强对于交通、能源等大走廊以及重大生产力布局优化的专题性研究，不断夯实研究基础。
陈爽认为，每一个村落都是文明演化当中的一个活样本，把它们记录下来，通过演化过程的分析，寻求最精华的部分保护下来，这既彰显了我国文化的多样性，也与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紧密关联。她认为，人文地理和规划的关系是先行研究和真实的操作的逻辑关系，人文地理学家能够尝试建立科学的研究范式，强化研究的逻辑性，降低不确定性，为规划师提供更好的工作基础。她建议，我们要做好“走出去”的准备，能预见，非洲一些经济超速增长的国家很快就会有许多规划方面的需求。
崔建甫认为，不一样的区域的发展有各自的主导因素，应深刻剖析边疆地区发展的主导因素，加强区域协同方面的研究，注重总结区域发展对策和措施的实施效果和经验。同时，应关注信息时代新的技术对经济产业体系调整和区域空间重构的重大影响。此外，一定区域范围内传统村落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如何推进区域内传统村落的统筹保护与协调利用仍需持续探讨。
区域专委会委员，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刘东亮提到，受与邻国关系的影响，黑龙江近期面临一些新变化与新趋势，中俄贸易迅速增加，双边交往不断紧密。但同时，边疆省区的安全问题也很重要，国家要求东北三省要保障好国防、粮食、生态、能源、产业五大安全。为更好地保障国防安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要求抵边村数量不能减少。从城镇化发展形态趋势和乡村振兴视角看，黑龙江传统村落较少，大量村庄空心化严重且趋势难以完全逆转，下一步应根据不同村庄的差异化特征进行分类，并制定多元化的措施推动乡村地区发展。
张中华认为，边疆地区的人地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巨系统，要深入研究系统内不同空间地域单元的人地耦合发展机理，探寻边疆地区三生空间协同发展机制。首先，要从区域统筹、城镇联动、城乡融合等多视角审视边疆地区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注重内外双循环与开放式创新一体化发展；其次，要注重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边疆地区的乡村数量规模大、分布散，但对维护区域国土空间安全格局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要寻求联动、共生、创新的发展路径或模式，推进乡村一体化、融合化、特色化发展；第三，要注重边疆地区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挖掘地域文化基因，彰显边疆地区高水平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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