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主革命那段历史里，黎元洪是个绕不开的特别人物。倒不是因为他本事超群，或者为民主共和立下多大功劳，而是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决定时代走向的时候，他稀里糊涂成了革命元老，后来在军阀混战、局势混乱的情况下，还两次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算是民国时期少有的“好运之人”。
当然，撇开这位从军人转型的政治家那些耀眼的外在成就，他在漫长岁月中历经磨难、付出明显努力，这些才是他成功的根本所在。
1883年，对科举那套陈旧制度心生厌烦的黎元洪，选择报考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的管轮专业，从此踏上了为期五年的正规海军教育之路。毕业实习时，他成绩突出，不仅得到了学校的特别表彰，还赢得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青睐，被授予“六品顶戴”的荣誉。之后，他先后担任把总、三管轮、千总、二管轮等职务，经过多个岗位的锻炼和提升，黎元洪逐渐成为北洋水师里备受瞩目的后起之秀。
倘若没有那场让国人猛然惊醒的甲午中日大海战，说不定黎元洪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辉煌时刻会早早到来。不过换个思路看，也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他结束了长达12年的海军生涯，转而踏上了代表时代前进方向、推动历史变革的新军征程。
甲午海战时，黎元洪所在的广甲舰撞上礁石搁浅，他跳海逃生后几经周折到了南京，投奔了由两江总督张之洞组建的近代新式陆军自强军。他在自强军里参加训练，还多次被派去日本考察军事情况。
黎元洪因有练兵实战的经验，又曾外出学习深造，在1906年秋季，他以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的职位，带领部队参与了全国范围的军事演习，其部队被阅操大臣袁世凯和铁良一致赞誉为东南地区“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无出其右的劲旅”。
有外面掌握实权的大人物支持，再加上内部士兵们对他关怀体谅而心生爱戴，这时的黎元洪虽说只是个和旅长级别差不多的普通军官，但在新军里名声大得很。而这些情况，跟他五年后意外被大家推举为革命军统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1911年10月11日白天，武昌城里的枪炮声差不多停了，革命党人聚在阅马场省咨议局开会，商量着要成立个“湖北军政府”。既然要建新政府，头等大事就是得选个有政治经验、会打仗，还能号召大家跟着干的头儿。不然各方势力一搅和，局面乱了还算小事，就怕把刚打下来的胜利果实全给弄没了。
但麻烦的是，众人左思右想，发现眼下好像真没合适的人选：孙中山远在美国那边四处奔忙；黄兴、谭人凤还有宋教仁这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和上海之间来回折腾，远水救不了近火；武昌革命起义的带头人孙武、蒋翊武这些人，要么受伤在养病，要么躲起来避难了，剩下的大多是下级军官，根本没什么号召力。好不容易“千挑万选”找出了湖北立宪派的头儿、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结果人家以没有军事指挥才能为由给拒绝了。
几经思量，身为军事总指挥的吴兆麟把主意打到了在新军里当差的黎元洪身上：其一，黎元洪在新军里威望颇高，他站出来，既能震住清政府，又能号召革命力量一起行动；其二，靠着在湖北新军里攒下的“好人缘”，黎元洪能最大程度地把新军和湖北的地方势力拉到革命党这边，好应对马上就要来的北洋军队；其三，黎元洪对新军里的文人很是同情，还以礼相待，虽说他可能不知道这些文人大多都心向革命，但这也给日后紧密合作打下了感情底子。
此刻的黎元洪心里乱糟糟的，矛盾得很。他本是清王朝一手栽培的军事头目，按理说这时候该站出来，为他效忠的朝廷卖命；可他又瞧得真真儿的，那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已经快撑不住了，革命党人眼下虽不能马上砸碎旧世界、打造新世界，但照这形势发展下去，最终达成目标也只是迟早的事儿。
虽说事情是这样，但武昌起义后躲在外面的黎元洪还是心里七上八下的。他既担心革命党人以态度摇摆不定的理由来整治甚至杀掉他，又不想公开和清政府对着干，落个“不忠”的坏名声。
戏剧性场景上演了：武昌城里支持革命的各界人士和乡亲们齐声拥护黎元洪，可他却满脸愁云、心神不宁，不停跟周围人念叨着想退出，结果被起义的士兵们举着枪刀喝令住口。这般离奇场面着实少见，却也把黎元洪骨子里的软弱和妥协展现得明明白白，为他日后身居高位却权力受限的结局早早埋下了隐患。
武昌起义一爆发并宣告独立后，湖南、陕西、山西、云南等过半省份都纷纷站出来支持响应。
即便这样，袁世凯统领的北洋军凭借超强实力，还是一度把武汉的重要城镇汉口给拿下了，还引发了近代少有的人为纵火焚城惨祸，之后跟湖北的革命军在长江和汉江边上对峙起来。这种“想打就打，想谈就谈”的主动态势，让他有更多时间琢磨下一步咋行动，也让黎元洪有了制定是战是和策略的机会。
袁世凯抢先行动，趁着清政府发布“自我检讨诏书”的机会，派了自己的亲信刘承恩，通过汉口日本的外交官给黎元洪送去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书信，信里说清政府既往不咎，还希望他能帮忙处理朝廷事务。
随后，黎元洪和刚到武汉前线担任革命军总司令的黄兴分别给袁世凯写信，两封信的核心意思差不多，都是劝袁世凯看清局势，跟着革命的步伐推翻帝制，还说等革命成功了，他肯定能成为像“拿破仑”和“华盛顿”那样被大家认可的大人物。
袁世凯看完信后的具体反应没人清楚，不过从他没过几天就进京组建内阁，还有对汉阳发起猛烈进攻这些举动来看，他应该是从黎元洪和黄兴那看似妥协退让的姿态里，觉得自己稳操胜券了。
老袁的这份自信，或多或少对黎元洪后来的政治道路产生了影响，让他在政坛上既受人敬重又倍感压力。
其实，黎元洪早就定好了让袁世凯进京组建内阁的计划，所以这事儿本身没让他觉得有啥意外。可真正让他觉得危险正一步步逼近的，是武汉前线冯国璋攻下汉阳的举动，汉阳要是丢了，武昌可就真要落入袁世凯那家伙手里了。
慌乱之中，黎元洪在11月29日这天把军政府从蛇山脚下搬到了葛店一带。哪成想，袁世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给武汉前线的冯国璋发了停止进攻的指令，只围不攻的安排，不仅让这位打仗出身的北洋军核心将领感到意外，也让远在百里之外的黎元洪一头雾水。
不光这样，黎元洪转移那会儿，全国各省份的革命代表都跑到武汉汉口，聚在一起商量成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府和选都城的事儿。可能是外面炮火轰隆，吵得大家心烦意乱，也可能是在各自地区利益上意见不合，反正最后会议就定了俩事儿，一是通过了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二是推举顺应革命潮流的袁世凯当大总统。至于定都嘛，大家还是各说各的，没达成一致。
到了4天后的12月4号，经过多方商量，首都选在南京这个折中地点，大多数参会代表都表示同意，随后代表们就立刻动身前往南京。与此同时，和袁世凯早有默契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派出的议和人员也与驻守武昌的蒋翊武、吴兆麟取得了联系。在对方临时赶制的公章盖下，一份包含“双方停战、清帝退位、袁世凯当大总统”内容的协议，仿佛成了象征革命胜利的铁律。
五日之后，南北两方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事后，黎元洪并未追究蒋、吴二人擅自刻制印章的越权之举，这既是因为他自身也松了口气，不愿再生事端，也是为了维护革命党人内部的团结大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他们就能完全逃脱可能的追责。
不管怎样，袁世凯最终点头答应了让清帝退位，还接受了共和体制下的大总统之位，这可是经过多次艰难谈判才争取到的结果。这事儿对自信满满的老袁来说是这样，对当时处于劣势的黎元洪来说，也同样如此。
黎元洪原本是被动当上湖北革命军领袖的，后来又去和袁世凯进行南北谈判。在与袁世凯多次过招较量中，他既见识到了袁世凯的深谋远虑和手段高明，也在某种程度上对袁世凯有了欣赏之意，甚至还产生了政治幻想。说到底，他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职业军人，可跟那些精于权谋的政客比起来，还是显得太嫩，总是处于被动。
对袁世凯来说，黎元洪在他日后当上大总统后，可能不是最得力的助手，也不一定是能用来牵制其他势力的最佳选择，但他确信一点：黎元洪性格软弱又爱妥协，在所有军政要员里，他肯定是最容易被掌控的。
就凭这一点，黎元洪日后加入袁世凯阵营，虽能身居高位、享有极高政治地位，可始终没法握有与地位相当的实权，结局早已注定。也许，打从1913年他决定离开湖北，北上就任副总统那会儿，就已预见了这般命运，虽说这命运有些不公，可他也无力抗争。
就像他在自我评价里说的：“深谋远虑、智勇兼备这方面，我比不上袁项城；看透时势、心胸豁达这方面，我比不上孙中山；坚韧不拔、勇往直前这方面，我比不上黄善化。”
在历史洪流中，他仿佛被无形的绳索束缚，处处碰壁、难以自主，是个命运多舛的人；但若抛开身后的种种评价，他却是同时代人里能得以平安度过一生、结局圆满的幸运之人。
一路艰辛，历经风雨，或许正是那些带着遗憾的故事专业配资网站，才构成了最动人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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